本文第一部分参见：从独立到独立广场——二十年里的乌克兰风云（一）
宪法的不确定性
经过激烈的辩论，乌克兰最高拉达在年6月28日通过了宪法，其中表达了对乌克兰国家特殊愿景。宪法中有三个主要议题极具争议。第一个议题涉及国家性质：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当时多数议员担心维系国家的纽带太过脆弱，因而确立了单一制。第条宣称，“乌克兰的行政区划基于国家领土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原则”。乌克兰的州长由任命产生，他们隶属于总统，可由总统任免。乌克兰包括24个州、2个直辖市（基辅、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鉴于克里木曾经在乌克兰独立之初有过分离主义企图，也曾企图回归俄罗斯管辖，宪法就用一整章的篇幅论述了该共和国。在第条强调，克里木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当在乌克兰宪法规定的法律范围内决定其自治权限”。而后列出了一系列下放给克里木的权力，包括管理农业和林业、土地开垦、旅游、文化、运输和卫生，此外，克里木自治共和国是由总理（部长联席会议主席，该共和国自年起无总统职位）履行州长的职责。
第二个议题涉及国家语言。“民族主义化”的乌克兰精英又一次占了上风，乌克兰语被确立为惟一的国家语言，俄语被被降为个人交际用语。宪法第10条明确指出，“乌克兰的国家语言是乌克兰语”，但随后指出，“保障俄语和其他乌克兰少数民族语言的自由发展、使用和保护”。在一个80%的人口自称讲俄语的国家里，将俄语称之为“少数民族语言”，往轻了说也是令人震惊。主张乌语为惟一国语的人认为，乌语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被压制和边缘化，现在需要额外的支持来重新确立其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这种观点倒也不无道理，因为沙俄当局在19世纪将乌克兰语降格为民间土话。在后来的俄国革命和内战期间，乌克兰首次尝试独立建国，乌语的使用有所恢复。苏联的本土化（коренизация）政策也一直持续到年代中期为止，它着力于鼓励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复兴，不过，从年代后期开始，斯大林又着手反对地方民族精英。
本土化时期用乌克兰文创作的宣传画
苏联解体时，很少有学校会专门教授乌克兰语，高等教育、职业和政治场合几乎完全使用俄语。虽然年的人口普查发现，乌克兰仅有17%的人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族，但各种调查发现，高达80%的人口使用俄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俄语人口”的比例要远大于能够识别出的俄罗斯族群体比例。彼得罗曾引述过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乌克兰60%以上的报纸、83%的杂志、87%的书籍和72%的电视节目使用俄语”，至于互联网，俄语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甚至更强。[20]于是，现实和政策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尤先科的总统任期（-）标志着民族主义的综合模式趋于激进化，原先对俄语的隐性压制政策变得更加公开化。包括出生、死亡证明以及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官方文件开始仅仅使用乌克兰语。出现了许多“俄语人口”在不知道文本确切含义的情况下签署文件——甚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的情形。时至今日，乌克兰都在经历一场变更地名的运动，当然也有许多俄罗斯族在更换护照时被迫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乌克兰文写法。正如德马·卡涅夫（DeemaKaneff）所说，“乌克兰化是一种每天都在经历的压迫形式。”[21]
[20]NicolaiN.Petro,‘Ukraine’songoingstrugglewithitsRussianidentity’,WorldPoliticsReview(6May),p.5.
[21]DeemaKaneff,paperpresentedtotheannualconferenceofCentreforRussian,EuropeanandEurasianStudies(CREES),7June.
几乎所有重要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都承诺将俄语作为第二语言，但一旦上任，一旦面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弹，这些承诺全都没有兑现。
《人民公仆》以戏谑方式呈现了第二语言议题的爆炸性
亚努科维奇最接近实现诺言，他在年7月强行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允许任何地区里至少有10%人口使用的母语成为该地区官方语言，这部法律也被称作《科列斯尼琴科-基瓦洛夫法》（ЗаконКивалова-Колесниченко），虽然它并没有让俄语取代乌克兰语，也没有降低乌克兰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可还是受到“一元化”人士的激烈抵制。其实，该法律适用于俄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此举受到罗马尼亚方面抗议，认为摩尔多瓦语属于罗马尼亚语）、鞑靼语等总计18种语言。由于这项法律，乌克兰27个州级行政区划中有13个将俄语设为第二官方语言。然而，将地区语言地位授予“少数民族语言”并不能解决公务员、军队和政治领域的问题，因为上述领域里必须使用乌克兰语，也没有解决高等教育问题，亦即实际上不允许用俄语撰写博士论文。乌克兰的“多元化”人士不断地引用其他多语言社会的经验，特别是喜欢引用实行官方双语制的芬兰（芬兰语和瑞典语）、加拿大（英语和法语），认为官方双语制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一元化”人士则不以为然，一旦这些人在独立广场取得胜利，就在误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刻废除《科列斯尼琴科-基瓦洛夫法》，年2月23日，最高拉达的第一批“革命”举动之一就是投票废除这部语言法，重新将乌克兰语定为所有行政级别的惟一国家语言，不过，这部废除语言法的法令实际上并没有签字生效。无论如何，这一事件都表明语言问题有多么重要，也反映出捍卫语言优势而斗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有多么生猛。
理论上可以成为本州官方语言的少数民族语言，红色俄语，蓝色匈牙利语，绿色罗马尼亚语，紫色鞑靼语和俄语
第三个争议点是乌克兰究竟应当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最后实际上采用了半总统制，由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拥有巨大权力，任期五年，但总理虽然由总统任命，却需要议会——名议员组成的最高拉达——确认，且任期为四年。一院制议会的建立加强了国家的统一性，乌克兰没有第二院或上院来代表各州或制衡最高拉达。
一院制导致由18名法官组成的宪法法院作用愈加重要，不过，乌克兰的宪法法院却一再遭到滥用和忽视。年底，由橙色革命引发的宪法改革实际上并未征求宪法法院的意见，当时的改革削弱了总统的权力，赋予了议会更大的权力，而且没有提供足够的制衡。亚努科维奇在年就任总统后，宪法再次成为玩物。年10月1日，宪法法院推翻了年的修正案，宣布其违宪。这一决定不仅极具争议性，而且还是在4名法官在投票前迫于行政压力而辞职的状况下通过。相对而言争议不大的做法则是在年2月22日，也就是亚努科维奇下台的那一天，以简化程序在由绝大多数议员（名义上人，实际出席人）表决通过，在没有经过初步辩论或委员会讨论的状况下恢复了年修正案。当然，亚努科维奇已经没有资格去批准恢复它的法案，因此，这种恢复实际上代表了将民众动员起来之后的又一次“革命”举动。上述所有做法都破坏了乌克兰的稳定，进而威胁到国体。
寡头民主
当乌克兰围绕国家发展的两种模式——一元化和多元化——发生争执时，官僚-寡头的财阀集团则在攫取国家精华。寡头政治始于古希腊，其定义是处于最高层的一小撮人不仅拥有邦国的大部分财富，而且对政治拥有与人数完全不相称的影响力。[23]乌克兰全国80-85%的财富集中在大约人手中。斯瓦沃米尔·马图沙克（SawomirMatuszak）的详细研究描述了“乌克兰的寡头体系是如何在列奥尼德·库奇马担任总统期间（-年）发展到终极形态”，还阐述了寡头体系虽然不断演化，却“似乎非常持久”。[24]马图沙克详细描述了各种“派系”和权力的转移，尤其详述了亚努科维奇的“家族”在他于年当选后权力、财富骤增，令其他“派系”黯然失色。领导国家安全和防务委员会的安德烈·克柳耶夫（АндрейКлюев）是围绕亚努科维奇的众多“派系首领”之一，其他在地区党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也为了接近总统和控制资源而相互竞争。里纳特·艾哈迈托夫（一译阿赫梅托夫）和德米特罗·菲尔塔什则掌管着两个重要的亲亚努科维奇派系。
[23]Andersslund,‘Oligarchs,corruption,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rnalofDemocracyxxv/3(July),p.64.
[24]SawomirMatuszak,TheOligarchicDemocracy:TheInfluenceofBusinessGroupsonUkrainianPolitics,OSWStudies42(Warsaw:CentreforEasternStudies,September),p.5.
左为亚努科维奇，右为菲尔塔什
尽管一再发生激烈的政治动荡，但寡头体系的基本运作模式在面对政治变化具备显而易见的免疫力。主要的寡头集团发展成“地区财阀”，其中有四个财阀集团最为持久也最为重要：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利沃夫和基辅。[25]寡头政治意味着商业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对等关系，这通常以某种寻租机制为基础。地方上将若干领域纳入“垂直权力”，允许在体制内部进行一定程度的讨价还价，承认特定派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些派系首领事实上成了经济寡头和地方诸侯的结合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中有许多人赞成权力下放，甚至是彻底的联邦化，以此来保护自己的领地不受中央干预，可一旦这些人获得更广泛的市场，且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影响力，就随即否定了之前的分离主义。[26]
[25]SophieLambroschini,‘Genèse,apogéeetmétamorphoseduprésidentialismeclientélisteenUkraine’,Revued’études